刚出世孩子的视网膜像一片干枯的叶子般永远地脱落了，今生今世他注定与光明无缘。悲愤万分的父亲倾家荡产提出诉讼，要讨回公道。

                                文/田 睿

孩子的眼睛里涨满了可怕的白瞳

2002年4月28日，孙惠颖怀孕七个月的时候羊水突然破了，手忙脚乱中，刘东江将妻子送进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2002年5月2日，孙惠英顺产生下了一个男婴。孩子只有1050克，但哭声响亮，因为是早产儿，孩子必须在保温箱中呆上一段时间。刘东江目不转睛地盯着保险箱中的儿子，本能的父爱在那一瞬间像潮水一样在心中漫过，他知道，从此以后这个神奇的小生命将成为他欢乐的源泉。他跑回病房告诉妻子:“咱儿子刚才尿了一泡尿。”在他眼里，儿子那泡尿在空中划出了世上最完美的抛物线。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正常。然而，孩子22天的时候，突然出现“反吸”——奶水呛到了肺里。刘东江带着哭腔对大夫说:“一定要把我儿子救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住院的时间自然而然地延长了。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带着马扎和面包坐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门外，时刻关注着儿子的动向；晚上10点，总要护士劝说几次他才走。

经过60多天的漫长等待，2002年7月5日，刘东江终于可以抱着儿子回家了。儿子偎在他的怀里，是那样弱小。这得来不易的儿子啊，在爸爸妈妈的眼中是无价的珍宝，即使哭起来都像在歌唱。刘东江高兴地给儿子起名叫小宝。

8月中旬，细心的刘东江发现孩子的瞳孔在夜间会变得很小、很亮，不正常地亮，像猫的眼睛似的，而且在灯光下会反射出一

刘东江愤然而起,阻止“人为致盲”现象的蔓延

个白点。仅仅一个星期，白瞳就涨满了整个瞳孔。原本安静的孩子昼夜号哭不停，那惨厉的哭声将大人的心揪得痛成一团。

刘东江这才意识到孩子的眼睛出问题了。他抱着儿子去了天津一家有名的眼科医院，经过层层会诊，专家的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不可治疗，不可手术。

那一刻，刘东江感觉天塌了下来。

太晚了，儿子与光明擦身而过

所谓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医生的解释是:因为早产儿视网膜不够成熟，在过度给氧或长期给氧的情况下，使视网膜血管造成异常增生，严重者可导致视网膜周边剥离或完全剥离。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眼病，孩子将终身陷于黑暗的世界中。

专家在会诊时问的第一句话一直在刘东江的耳边轰鸣:“吸氧了吗？”小宝住院的65天中，有43天零8小时是在人工给氧环境中度过的，病历上清楚地记载着累计用氧时间为1040小时。有时候小宝的血氧饱和度很高，并不需要氧气，氧气仍源源不断地包围着他。对小宝来说,此时氧气已不是必须的养分，而是致命的毒素，是看不见的杀手，把他通向光明的路拦腰截断了！

天津的眼科专家束手无策，态度很明确:“孩子来得太晚了。”当过兵的硬汉刘东江被这突然的一击撂倒了，一向乐观的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整天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枕头上留下的是大把大把脱落的头发。孙惠颖默默地坐在一边守着丈夫和儿子，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刘东江70多岁的老父亲急得病倒了。原本阳光灿烂的小家庭，一时间笼罩着惨雾愁云。

当刘东江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他下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儿子，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决不轻言放弃。第二天，他就抱着儿子跑到北京，首都的各大医院他一家一家地闯。最后，他来到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从早上10点到第二天下午，刘东江抱着孩子站了整整28个小时，才挂上了黎晓新教授的专家号。黎晓新教授是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眼科权威，刘东江手里握着号牌，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他多希望医生能说一句:“还有救，治治看。”但希望无情地破灭了。黎晓新教授说:“你来得太晚了。”她耐心地解释说，即使是正常使用氧气，也不能排除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危险。但她强调，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医院科学用氧，就会大大减少病变的几率；如果对用氧的早产儿进行眼科监测，尤其是抓住出生4至6周的最佳治疗期，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对视力造成重大损害。但像小宝那样出现了白瞳，就表明视网膜的病变已发展到了不可逆转的晚期。

“啊——”刘东江似乎听见了“啪”一声，希望的窗子永远关闭的声音，他的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他回忆了一下，在孩子住院期间，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未提及连续用氧所带来的医疗风险，以及可能导致新生儿眼睛及肺部损伤致残的严重后果，更未采取过任何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在黎晓新的诊室外，刘东江认识了同样来自天津的岳军一家人，他们的孩子也出生在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同样患上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也曾昼夜哭号。现在想来，那时的小宝一定痛苦至极，异常增生的血管在视网膜中乱扎乱长，硬生生地将脆弱的视网膜撕拉着，难怪孩子的大眼睛里布满了红丝，不会说话的孩子那时在忍受着怎样撕心裂肺的痛楚啊！

每每想到这里，刘东江的眼里便噙满痛苦的不能自持的泪水。

倾家荡产，带着孩子去求医

北京的医院看遍了，小宝的眼睛仍不见起色，刘东江不死心，他抱着孩子去济南，赴青岛，走河南……粗略算一算，他在火车上足足跑了三万多公里。为了给孩子治病，刘东江的父母把房子卖了，不得不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2003年1月，刘东江第六次来到上海，得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能做视网膜贴复手术，他执意要给儿子试一试。尽管医生告诉他“成功率只有万分之一”，但哪怕有一丁点的希

刘东江至今不忍直视儿子失明的双眼

望，他也不想放弃。

手术前，医生进行必要的检查，用医疗器械将孩子的眼皮掀开，8个月大的孩子疼痛难忍，手脚拼命挣扎，要几个大人才能按得住。刘东江此时已欲哭无泪，他多么想替儿子承受这一切痛苦啊！平时他是最不怕痛的，记得有一次做小手术，他连麻药都没打。但在儿子手术的前夜，他却站立不稳，一阵阵地天旋地转，吃过止晕药后仍不见好转。医生做完了准备工作，对他讲明术中的一些危险情况，他只看见医生的嘴在翕动，根本听不见医生在说什么，他的眼前只有时隐时现的两个字:希望。

三个小时过去了，仿佛是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挂着点滴的推车缓缓地推了出来，孩子小小的身躯软软地躺在中间，显得那样弱小无助。大夫无奈地摇摇头说:“失败了。”刘东江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滴大滴的眼泪无声地滚落。

手术后，每隔一小时就要给孩子上一次眼药。每当刘东江拿起药瓶，孩子便死命地哭号，仿佛已经预知随之而来的痛楚。为了躲避痛楚，幼小的孩子本能地保持着俯卧的睡姿，他要把受伤的眼睛压在下面藏起来。任谁也无法感同身受地体验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经受着怎样炼狱般的煎熬！

提起诉讼，要讨回公道

上海的手术失败后，刘东江彻底承认了现实:儿子今生今世将注定与光明无缘。

白天，走在街上，在斑马线前站定，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儿子。这样的交通状况，一个明眼人过马路尚且不容易，小宝将来该怎么办呢？走进大型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刘东江心里开始难过，双目失明的小宝该怎样挑选商品呢？看到一对对亲热的年轻情侣，刘东江想到的还是他的小宝，这孩子能娶上媳妇吗？有哪一个漂亮姑娘会嫁给一个盲人呢？刘东江苦笑了一下，他已经习惯了从儿子的角度思考这个世界。

有一天夜里，他走进卫生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慢慢地体会着儿子对这个世界的感觉，那种无边的黑暗几乎令人窒息……

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刘东江就给儿子起好了名字:刘维铧。他希望儿子能像他一样当兵，用男子汉的身躯保卫钢铁中华。而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别说保卫国家，不拖累社会就算不错了。此时，仇恨像杂草一样在他的心里狂长。

在暗夜里，他有过许多近乎疯狂的想法，他甚至知道一位对小宝负有主要责任的护士的家庭住址；他还想带着儿子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用自己的悲壮行动引起社会的警醒……可一想到结果，他便清醒了——儿子也有生存的权利啊！

在天南地北为孩子看病的同时，刘东江多次找过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但一次次得到的是不负责任的答复。2002年12月，刘东江与其他3名因患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的患儿家长一起，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要求医院对孩子的失明负责。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教授免费为他们代理。为了明确医院的责任，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委托医学会对此案做出鉴定。

为了千万个早产儿

领着小宝在全国各大眼科医院看病，刘东江每次遇到与小宝一样患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孩子，他都主动索要电话，以便更好地沟通信息。不知不觉中他积累下了一张联络图，全国有50多个家庭的70多名患病早产儿（包括几例双胞胎、三胞胎）的家长与他保持联络。这些人分布在上海、广东、江苏、云南、浙江、黑龙江等地，也就是说，类似小宝这样的病例不仅出现在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令刘东江不寒而栗。

新华社曾在电讯稿中援引一份资料说，我国每年有120万的早产儿，其中出现视网膜病变的约有24万人，占早产儿的20%。这24万早产儿是否都是用氧不当或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的？刘东江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他要做点什么来阻止“人为致盲”现象的蔓延。

走出个人复仇怪圈，刘东江心胸开阔了很多。弄清医院对新生儿视网膜病变的责任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决定到图书馆找答案。在图书馆，刘东江查找了几万册图书,终于找到了关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资料。

《实用新生儿学》一书中是这样讲的:“当吸入氧气浓度过高，或供氧时间长，可能发生氧中毒，眼晶体后纤维增生最常见，表现为晶体后视网膜增生或视网膜剥离，使视力减退或者失明……”

为了引起世人的警醒，也为了帮助像自己一样的受害家庭，刘东江自费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现在他像专家一样解答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病友及其家人的问题，他显然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刘东江的名片上也醒目地印着: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家长。他自费印制了大量的资料，邮寄给各地的患儿家长。“哪怕能抢救回一双眼睛，也是巨大的胜利。”

2004年2月16日，记者来到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宣传处，宣传处的一个处长告诉记者，法院在等待医学会的最后鉴定结果，以确定医院存在什么责任，到底该负多少责任。

截至记者发稿时，医学会的最终鉴定还没有出来。不过，“能让更多的医疗机构关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孩子已经失去了一片蓝天，但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给他们争回一块属于自己的天空。”说这话时，刘东江闪着泪光的双目中满是坚定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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