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 容

丧偶多年的千万富翁与善良的女清洁工产生了爱情，却遭到儿女的强烈反对。为了逃离儿女的纠缠和迫害，富翁和女友开始了爱情大逃亡，逃亡途中花巨资先后做了三次整容手术，以躲避儿女的追踪。如今，变得面目全非的他们，已花光了带出来的全部积蓄，由于身份证与相貌不符，找工作也四处碰壁。弹尽粮绝的他们，于2006年5月上旬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希望能唤醒儿女们的良知……

爱上清洁女工，千万富翁遭到儿女无情“讨伐”

今年52岁的陶文彬是山西大同市人，早年在煤矿做挖煤工，后来与人合伙做起了运煤生意，在80年代末积累起近10万元资产。之后，他成立了自己的运输公司，到2003年，他的个人资产已近千万。

陶文彬35岁时，妻子得癌症去世了，给他撇下两男一女三个孩子。陶文彬曾想再找个伴，先后几次请人说媒，可不料儿女一致反对他再婚，陶文彬考虑到孩子还小，于是忍受着寂寞，放弃了再婚的念头。

转眼到了2003年，此时的陶文彬，公司生意越做越大，由大同搬到了省会太原市。他为两个儿子在太原市找了工作，并资助他们先后买房成家。女儿也在这年春节完婚，他送了她一套三室二厅的商品房，还在豪华酒店为女儿摆下50桌的婚宴。在宴席上，想到儿女都有了温馨的家庭，陶文彬在欣慰之余不免感到悲凉：女儿出嫁后，偌大个家就剩下自己冷清清一个人了，自己何时也能有个伴呢？

2003年5月，陶文彬公司的清洁工因病辞职，公司总会计师姚凤英推荐了她的远房亲戚方晓兰。方晓兰时年28岁，因婚姻不幸，在三年前离异，从晋中老家来到太原，靠给人擦鞋维持生计。方晓兰来到公司后，很珍惜这份工作，从早到晚不停地清扫，还时常给各个办公室打好开水。办公楼上上下下被她打扫得一尘不染，员工们都对她赞不绝口。陶文彬对方晓兰的表现相当满意。再加上她长相还不错，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高高的鼻梁，一笑起来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穿着俭朴但并不寒碜和委琐，整个人和干净的办公场所融为一体，这令陶文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他不自觉地注意起她来。

为了让方晓兰节省房租费用，试用期满转正后，陶文彬让她晚上就住在公司堆放办公用品的小仓库里。陶文彬多年来养成了以公司为家的习惯，只要不出差，没有应酬，他都要在公司工作到很晚。有时他工作累了，就把方晓兰喊过来和她唠唠家常。交谈中，他们了解到对方的不幸，不免相互开导一番。渐渐地，两人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

2003年中秋节晚上，陶文彬与几位客户喝酒后，突然想起有一个重要合同要盖章，于是急忙赶回公司。他打开保险柜，把公章拿出盖好章后，因为不胜酒力，很快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保险柜也没来得及锁。

方晓兰看到陶文彬酒气熏天地走进办公室，却迟迟没见他出来，忍不住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前。见到陶文彬趴在桌上，她便把自己的一床被子抱来给他盖上。这时，她看到保险柜没关，里面堆着几十捆厚厚的钞票，起码有50万元。她轻轻地推醒陶文彬。陶文彬清醒后，见保险柜里的钱一文不少，再看看身上盖的干净的被子，心中升起一股暖流。多好的女子啊，可惜命运不好。他忽然有一种想呵护她的冲动。要是自己晚年能有这样善良正直而又细心的伴侣在身边，那该多幸福啊。

但陶文彬担心自己与方晓兰21岁的年龄差距方晓兰无法接受。他把姚凤英找来，委托她探听一下方晓兰的心意。方晓兰说，她并不计较年龄的差距，而是觉得自己身份太低，配不上他，外人也要说闲话的。听方晓兰这么说，陶文彬就表示身份地位不是障碍，只要方晓兰不嫌弃他年龄大，自己非方晓兰不娶。陶文彬的态度感动了方晓兰，两个人经过进一步了解沟通后确定了关系。

2004年5月3日，陶文彬五十大寿这天，他宣布了自己和方晓兰的恋爱关系。谁知，三个儿女一听就炸锅了，来宾也议论纷纷。大儿子陶健走到父亲面前问：“爸，您是在说笑话吧？”二儿子陶强也问：“爸，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两人充满敌意地瞪着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方晓兰。陶文彬早料到儿子的反应，他提高了嗓门说：“方晓兰为人好，又会照顾人，有她，我的下半辈子会很幸福。请你们理解！”说着，他让服务员给儿女们满上酒。陶健大声说“不行”，当场把酒杯摔在地上，带着妻儿拂袖而去。陶强也紧随哥哥而去，头也不回，并撂下话来：“有我没她，有她没我。您看着办！”陶文彬只好把目光转向女儿陶娟，说：“乖女儿，你说说，爸爸该不该找个伴侣？”陶娟轻蔑地看了方晓兰一眼：“爸，您要找就找个好的，怎么找个清洁工啊？您要是和她过，我们就不认您！”说完，她也拉着丈夫和孩子走了。

尽管儿女反对，但陶文彬心意已决，而方晓兰对他的为人和能力也非常敬佩，对他有一种深深的依恋，两人都不想离开对方。为了向世人表明恋情，他们公开同居了。

不料只过了一周，陶文彬的两个儿子就带着一帮人开着货车赶来了。他们把贵重物品悉数搬上车，然后把锅碗瓢盆等砸个稀烂。末了，陶健撂下一句：如果方晓兰不在三天内离开太原，就找人毁她的容。

陶文彬没料到儿子会采取如此过激的行动。他有心报警，但毕竟是自己儿子，于心不忍，方晓兰也劝他息怒。没办法，两人只好搬到了一个更安全的住处。他让方晓兰在家，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下班回家都绕道而行。

讨伐行动升级，苦命恋人亡命天涯

不久，陶健带着弟弟和妹妹来到公司，公然和陶文彬吵闹，威胁说他一天不离开方晓兰，他们就一天不罢休。为了安抚儿子女儿，他主动把公司交给他们打理，自己只留了60万元现金，准备和方晓兰过安静日子。可是，就在他移交公司一周后，他正在家里和方晓兰吃晚饭，门突然被撞开了。陶健陶强和几个打手闯进来，不由分说开始砸东西，陶健还揪住方晓兰的头发，对她又骂又打。陶文彬阻拦不住，被几名打手抱住了。最后，他们把家里的财物席卷一空，然后把方晓兰强行推上一辆轿车，绝尘而去。

焦急不安的陶文彬等了好半天也没有方晓兰的消息，打儿子电话也是关机。他正想报警，手机响了，方晓兰哭着说，她被抛到郊外了，身无分文，让陶文彬来接她。陶文彬气愤至极，又心疼不已，赶忙出门去开自己的轿车，哪料车子已经被儿子开走了。他只好打车去，找了近两个小时才把方晓兰找到。

方晓兰说，陶健陶强让她离开陶文彬，并许诺给她20万元，但她回答说她爱陶文彬，无论贫富也要跟着他。陶文彬十分感动，但又对两个儿子无可奈何。他匆匆收拾衣服，带着方晓兰连夜从太原赶回老家大同。

陶文彬在大同租房住了半个月不到，陶健陶强又带着一群人赶到了，搜走了陶文彬的1万多元现金和手机等物品。幸亏陶文彬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事先藏了起来。之后，两兄弟强行把父亲推上汽车带走了。

在路上，陶文彬借口要小便，让陶健把车停在路边。趁儿子不备，陶文彬迅速从路坡跑下去，躲到无边无际的玉米地里。

陶健兄弟找了许久没找到父亲，只好开车回去了。陶文彬从玉米地钻出来，拦了一辆过路的货车。回到大同的出租屋，他和方晓兰抱头痛哭。

方晓兰说，大同不能呆了，不如回我的老家吧。陶文彬用银行卡取了2000元，包了一辆的士赶往方晓兰的老家晋中市祁县任村乡。

谁知刚到晋中两周，陶文彬有一天正在高坡上看人割麦，就看到远处开来两辆黑色轿车，其中一辆好像是自己那辆广州本田。他预感到不好，跑回与方晓兰租住的农家房，匆匆收拾一下，带着方晓兰往后山跑去。陶健兄弟随后赶到，没有抓到父亲和“坏女人”，他们气愤不已，又是一通乱砸。陶文彬和方晓兰在后山躲了一下午，天黑之后才回到村里。见家里一片狼藉，两人惊骇不已。他们雇了村民的一辆小面包车，连夜赶到临汾市，准备在那里暂时安身。可是，在临汾过了一个多月的安宁日子，有一天，陶文彬上街想买东西，经过一根电线杆时，蓦然发现上面贴着一张寻人告示，仔细一看，竟是儿子发布的有奖寻人告示，上面赫然印着自己的照片。陶文彬匆匆赶回住处，对方晓兰说了此事。方晓兰说，她刚才发现有人在外面鬼鬼祟祟地张望，莫不是有人已经发现他们了？此地不可久留，两人收拾东西又开始新的逃亡。

这一次，陶文彬和方晓兰逃到陕西西安。在西安，两人惊魂稍定，陶文彬带方晓兰出去游玩。在华清池，陶文彬说要让方晓兰体味一下贵妃的滋味，方晓兰不好意思地笑了。谁知，在华清池外面正排队买票时，忽然有人拍了陶文彬一下，一回头，是一张熟悉的年轻面孔，那人说：“这不是陶大叔吗？怎么，一个人来旅游啊？”陶文彬这才想起来，此人是大儿子陶健的高中同学。陶文彬连忙说：“不是。你认错人了，我不姓陶。”说完，匆忙地拉起方晓兰就走。

看来西安也呆不下去了。陶文彬问方晓兰想去哪儿，方晓兰说：“北京吧。我还没去过北京哩！”陶文彬说：“好吧，就去北京。”

躲避儿女穷追，逃亡途中无奈整容变脸

2004年11月8日，他们来到北京。有一天，两人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方晓兰看到一则某小型整形医院的张贴广告。方晓兰不解地问陶文彬：“整形医院是治什么病的？”陶文彬被她逗乐了，说：“整形医院就是整容的，把你整得不再像你，我不再像我，谁都不认识谁。”方晓兰“啊”了一声，突然兴奋地说：“要不，我们整容吧！整得谁也不认识我们，这样就不会有人骚扰我们了。你说好吗？”陶文彬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呢，我这张老脸用了50年了，以后没人认识我了，我回到故乡谁理我？再说，我不忍心你变样，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啊！”

方晓兰一阵心酸，但仔细想想，还是觉得有必要整容，她说：“如果我们不整容，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他们找到。不如整容，这样就是有一天回到太原，他们也认不出来。我们整了容，过安稳的日子，我不嫌弃你变丑，你也不要嫌弃我难看，我们相爱一辈子。你说好不好？”陶文彬感动得流下泪来，他紧紧拥住方晓兰，连连点头。

第二天，两人到那家小医院打听做手术的情况。陶文彬见医生一再保证没有任何危险，就和方晓兰双双住进该医院，准备动面部手术——陶文彬把单眼皮割成双眼皮，把右脸的黑痣去掉，把高颧骨变平；方晓兰把浓眉修成柳叶眉，把方下巴变窄。这次手术一共花费11万元。纱布除去后，两人一照镜子，发现果然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陶文彬有些伤感：“没想到，一张老脸就这样报销了。”方晓兰安慰他说：“我觉得你整形后更帅了，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陶文彬也说：“你也比从前好看些了，我也喜欢你的样子。”二人又相互看了好一阵子，直到确认都改头换面了，都熟悉对方了，才罢休。

在北京吃住开销太大，两人于2005年1月上旬回了太原。开始，他们在租住的房子里看电视、聊天，尽量少出门。时间长了，两人感到太单调，于是上街闲逛。一日，陶文彬突然看到一位久不见面的老朋友，兴奋地上前拍了对方一下。那人回过头，疑惑地问他：“你是谁，拍我做什么？”陶文彬这才想起自己已经面目全非了，连忙笑着表示歉意，连话都不敢说。方晓兰伤心地说：“这一整容，就等于从地球上消失了。”两人不由得相对叹息。

然而，手术后半个月，方晓兰就感觉左右脸颊不大对称，陶文彬则觉得颧骨处隐隐作痛，回到太原，症状都未消失，陶文彬的脸上还开始溃烂，两人赶紧到太原市一家整形医院检查。经检查，发现给他们做整容手术的小医院消炎不彻底，导致陶文彬面部感染，最终导致溃烂；而方晓兰的下巴手术没有切削好，不对称，当时看不出来，时间长了就显示出畸形。他们又住进医院，清除手术后遗症。这次，两人又花费了10万多元。两人只剩下不到20万元的存款了。陶文彬不想坐吃山空，他和方晓兰商量，准备开个小卖部。由于不敢用身份证办执照，他们只好租了一个门面，违法开店。然而开了没几天，就被工商局查封了，还被罚款5万元。陶文彬不甘心就这样消耗下去，想和方晓兰去外省经商，而去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和方晓兰把结婚证领了。

两人来到民政局，办事员看到他们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不相符，询问原因。陶文彬如实相告。办事员说：“对不起，你们相貌和身份证不符，我们不能办。你们要先到公安局，凭有关证明办理新的身份证，然后还要凭户口本和身份证，才能办理结婚证。”陶文彬这才想起户口本早被儿子搜走了，他无奈地走出民政局。

两人到公安局办理身份证，公安人员在仔细核对身份证和整形医院的证明后，同意办理，但要等一个月。陶文彬和方晓兰焦急地在租住的屋里等消息。等了三天，公安局却来了电话，让他们提供家里人和所在居委会的电话，说要有证人证明他们的身份。陶文彬怎么敢惊动居委会？说不定儿子早在那里安插了耳目。他打消了办理新身份证的念头，感觉到不能继续留在太原了，于是带着方晓兰赶往西安。然后又辗转多处，最后到河北石家庄落下脚。

几经颠沛流离，哪里才有安宁的家

2005年8月中旬，陶文彬在看报纸时，发现上面竟然有两个儿子找他的寻人启事，而且登的照片竟然是他整容后的新照片。儿子在太原市公安部门有熟人，想必儿子通过熟人拿到他的新照片了。陶文彬只好决定再次整容。2005年9月，陶文彬带着方晓兰乘火车来到武汉，选中了武汉一家收费比较合理的整形美容医院。

2005年9月20日，两人来到整形美容医院。当医生问他们准备如何整形时，陶文彬说：“只要整得和原来完全不同就行。”方晓兰更是偏激，说：“干脆把我的高鼻子弄扁，把酒窝去掉吧！”医生感到他们的想法令人发笑，本着对患者负责的精神，问他们为何要这样，陶文彬见医生和蔼可亲，于是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衷。医生听后非常同情地对陶文彬说：“你们现在也不宽裕，我们就给你们做费用相对低却效果显著的手术，同时尽量保留你们各自面部的优越之处。你看好不好？”陶文彬说：“只要没有后遗症、没有人认得出就行。”

这次，医生建议陶文彬把原本狭窄的额头做宽，把鼻梁垫高，同时加去除皱纹、内眦开大等小手术；给方晓兰脸颊垫高、脸型缩窄，同时做酒窝去除等小手术。各种费用加在一起，大概10万元。陶文彬此时还有11.5万元。他同意马上动手术。

为了手术成功，医院的专家先后为陶文彬和方晓兰做了多次联合会诊，只收取了一次会诊费。2005年10月初，陶文彬和方晓兰做了第三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面部整形手术。

手术做得非常成功，2005年11月初，当医生为陶文彬和方晓兰摘掉纱布后，两人看到对方都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也变得更漂亮了。陶文彬方晓兰拉着医生的手一个劲地道谢。

陶文彬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先后三次整容，花光了带出来的60万元巨款，而今，这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和方晓兰，已经没有人认识他。想到这些，他长叹了一声。

2006年1月上旬，陶文彬和方晓兰到了杭州，租一间小屋住下。他们找过几份工作，都因为身份证与相貌不符被拒绝。无奈之下，他们花200元办了两张假的杭州居民身份证，陶文彬借此找到一个给别人看守库房的工作，方晓兰得以到一家小酒店打工。他们就这样苦苦支撑着。到了2006年4月底，眼看着日子无法支撑下去了，陶文彬只好壮着胆子给在太原的一位好友打电话，请求他的援助。老友先是遗憾地告诉他，自己现在比较困难，然后又说，他的儿女正四处找他，并说只要他放弃方晓兰，就接他回家，那样，方晓兰也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分手费”。陶文彬一听就来气，他和方晓兰恋爱是受法律保护的，却被儿女横加干涉，导致他们像逃犯一样亡命天涯，历尽磨难，天理何在啊！他与方晓兰在共同经历的磨难中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两人无论如何没法分开，然而这流浪的日子又何时是个头？

陶文彬希望借《家庭》杂志向儿女转达他们的愿望：尽管不少人都劝他们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结束逃亡生活，堂堂正正回家，但作为父亲，儿女再不是，他始终不忍心跟他们对簿公堂，他希望儿女能看到这篇报道，冷静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只有得到儿女的真心祝福，他和方晓兰才会有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