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 雨 顺 军
他曾是学者型的抗非功臣：2003年荣立“广东省抗击非典先进个人”三等功，累计在国家级和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专著2部，为广东省免疫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又是非典型的贪官：职位不高，但收受的贿赂超过千万元。面对巨额贿赂，他惶恐不安，既不敢存进银行，也不敢尽情挥霍，只好把钞票藏匿在出租屋里，直至发霉……
2006年4月6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到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于是，广东省疾控中心10宗受贿“窝案”的第一宗渐渐浮出了水面……
自律之门洞开，
他终于收下第一笔钱
2000年初，广东省疫苗供应商座谈会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会议宣布了一项重大决策：疫苗供应商以后不能私自向各市县出售疫苗，所有疫苗由省疾控中心统一调配，逐级分配给各县市。
会上，省卫生厅领导把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介绍给供应商：“以后，全省各种疫苗的推广、采购、销售及审核贷款回笼和支付工作，由罗耀星同志全权负责。”此言一出，所有供应商都立即瞪大眼睛看着身材微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罗耀星。他们把坐在这个位置的人视为“上帝”和“财神爷”。座谈会结束后，疫苗供应商蜂拥而上，围住了罗耀星。一时间，罗耀星有了众星捧月的感觉。
这一年33岁的罗耀星出生于广东梅州，1990年大学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疾控中心，由于工作兢兢业业，专业知识过硬，先后被任命为免疫规划管理科科长、免疫规划所所长。
接手疫苗推广工作以后，罗耀星与手下的工作人员一起埋头苦干，广东省疫苗市场很快走上有条不紊的规范化管理道路。而供应商们与罗耀星的关系，则在高档酒店的觥筹交错中渐渐密切起来。
一天晚上，酒足饭饱后，一个供应商笑着塞给罗耀星一个大信封。拿着这个沉甸甸的大信封，已经有些醉意的罗耀星马上清醒了过来。“这个，我不能收！”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信封递回去。“这是你应得的劳务费，就不要客气了！”供应商再次将信封塞给罗耀星。罗耀星迟疑一会儿，说:“我真的不能收！”说完，丢下信封和一脸尴尬的供应商，离开了酒店。
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那个至少装有1万元“好处费”的沉甸甸的大信封，罗耀星有些后悔了：自己是不是太傻了？拿回扣在医疗行业内已是公开秘密，别人能拿，而且拿了没有出事，自己为什么要违背这一潜规则呢？何况，在疫苗市场走向规范化管理的过程中，自己不遗余力地为供应商推广疫苗、操劳奔波，拿点回扣有什么不行……
自律的大门一旦洞开，贪欲便成为行动。
2001年3月的一天，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驻广东办事处主任黄跃晖来到罗耀星的办公室。一番客套后，黄跃晖把话转到正题，让罗耀星帮忙把他们生产的水痘疫苗打进广东市场。罗耀星面露难色地说：“你来迟了一步，上海的水痘疫苗已经进入广东市场了。”顿了顿，又说，“你们要是真想挤进来，必须……想点其他办法。”黄跃晖当然心领神会：“只要能让我们的疫苗进入广东市场，其他一切都好商量。”罗耀星见他如此爽快，便答应了下来：“那我试试帮你们推广一下。”就这样，一笔灰色交易做成了。
2001年7月，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第一批水痘疫苗在广东顺利卖出，罗耀星主动给黄跃晖打电话：“你们的疫苗卖得差不多了！”黄跃晖听出了潜台词，赶紧去银行取出8万元，用报纸包好，然后直奔省疾控中心。进了罗耀星的办公室，黄跃晖把钱放在办公桌上。罗耀星慌忙警惕地环顾四周，见没有旁人，便赶紧把钱塞进桌下的柜子里，然后故作镇定地对黄跃晖说：“过几天来办理疫苗回笼款吧。”
下班后，罗耀星磨磨蹭蹭的，直到同事们全走光了，才从柜子里拿出黄跃晖给他的纸包。他打开数了数，哇，8捆，整整8万元！望着眼前花花绿绿的钞票，他既喜又惊。随后，他手忙脚乱地把钱包好，离开了办公室。
罗耀星匆匆回到家里，把钱放进保险柜。妻子看见了，吃惊地问：“你哪来那么多钱？”“你就别问了。暂时放在这里的。”罗耀星躲开妻子探询的眼光，心慌意乱地走开。
戴着面具跳舞，
抗非功臣走向犯罪深渊
8万元“好处费”初次让罗耀星尝到了甜头，他发现赚钱竟然是如此容易：只要打一个电话，有求于他的供应商就会乖乖地“进贡”。贪欲为罗耀星洞开了受贿的大门，而他心安理得地走了进去。
2001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疫苗经销商柯伟川主动打电话给罗耀星：“有点东西要给你，希望你能过来拿。”很快，两人在广东药学院附近见面，寒暄一下后，柯伟川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交给罗耀星，罗耀星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回到家里，罗耀星打开塑料袋一看，又是8万元。
2001年11月、12月，罗耀星分别收了黄跃晖主动奉上的“好处费”8万元和10万元。之后，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钱。后来，他对收到钱已经有些麻木，钱到手后，数也不数就放起来。
为了让自己的疫苗能够顺利推销并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供应商们除了攀附罗耀星，还把疫苗组组长蔡汉港拉下水。罗耀星和蔡汉港关系非常好，两人有时“单独发财”，有时“共同致富”，收到钱一起分时，常常是罗耀星居多。
罗耀星虽然收了供应商的很多“进贡”，家里堆起了金山，但因为害怕引起别人注意，仍然像往常那样节省，花钱时从不敢大手大脚。
怕妻子质问，罗耀星总是趁妻子不在的时候才往家里带钱。随着钱越来越多，家里隐蔽的地方渐渐放不下，他便把钱放到位于光汉直街38号的旧宅里。后来，他觉得那里不安全，开始把钱往自己母亲家放。
一天晚上，罗耀星把一个装满钱的保险柜运到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路的祥景花园，他母亲家就在那里。罗耀星满头大汗地把保险柜搬进母亲家时,老人一脸狐疑。她实在是担心哪，儿子坐的那个位置，是非常敏感的呀！罗耀星却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妈，你放心，我会把握好自己的。”
罗耀星从母亲家走出来，一路上，母亲的劝诫萦绕在他的耳边，妻子半信半疑的眼神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到自己一向在母亲眼里是听话懂事的乖孩子，而现在却让母亲担忧，心里很不好受。
罗耀星不知道自己到底拿了多少钱，因为没有认真数过，但他知道那些钱足够他一辈子花的。他曾想，为了年迈的母亲和自己的小家庭能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该收手了！然而，这念头在他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当一个又一个供应商把大包小包的钱塞来时，他又收下了。久而久之，他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回扣像流水般源源不断，最终会把自己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收吧，又抵挡不住诱惑……
收受贿赂并没有影响罗耀星成为出色的医疗工作者。2003年非典肆虐，广州市民极度恐慌，罗耀星却昼夜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上。在细心分析多个病例后，他率先提出“要防非典，先防流感”的措施。这一措施行之有效，很快就在全国推广。
同年，在广东省防治乙脑的专项工作中，罗耀星带领免疫规划所的全体员工，组织专家分析疫情、制定防治方案、成立应急处理小组，使全省乙脑疫情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
2005年初，广东省部分地区出现流脑疫情，罗耀星一如既往，挺身而出。当时，全国流脑疫苗紧缺，他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不厌其烦地与各个疫苗生产单位协商，终于为广东省争取到占厂家总生产量三分之一的疫苗，保障了全省应急接种工作的顺利开展，及时、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
在工作中，罗耀星成绩显著。2002年，他被卫生部授予“消灭脊灰（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3年，他荣立“广东省抗击非典先进个人”三等功；2003年和2005年，他被广东省卫生厅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然而，鲜花和掌声都没法让罗耀星停下受贿的脚步，即使在抗击非典期间，他对供应商送来的贿赂仍然照收不误。戴着抗非功臣的面具,罗耀星却没有感到多少荣耀，相反，他更害怕了：一旦面具被摘下来，自己这一生就彻底完了！
惶惶不可终日，
投案自首牵出惊天“窝案”
转眼过了2006年春节。一天，罗耀星猛然意识到自己收了不少钱，便趁家里没人，将收下的钱数了又数，越数就越害怕。到了后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倒吸凉气：天哪，自己收的回扣竟然超过1000万元，要是被查出来，还不把牢底坐穿？
罗耀星望着堆得像小山似的钞票，额头上沁出一层细细密密的汗珠,心狂跳不已：这些钱是非法所得，存进银行吧，风险太大；拿出去花吧，难以一下子花完，花多了还会引起别人怀疑；要不，向单位坦白吧，可这么多钱交给单位实在是太亏了；自己应该不会那么倒霉，被人抓出来吧？
在侥幸心理的作祟下，贪念再次战胜了理智，罗耀星不再打算坦白。但是，这么多钱，放在哪里才最安全呢？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2006年3月的一天，广州市海珠区新鸿花园租赁中心来了一名神色慌张的中年妇女，她提出要租一套房子，租用期为几个月。工作人员请她拿出身份证，她吞吞吐吐地说：她的身份证在前不久丢了，还没来得及补办；至于租金，可以多给些，但那套房子必须有防盗网。工作人员以“不能提交身份证”为由，拒绝了她的要求。
过了几天，那个中年妇女又来了，用一个年轻女子的身份证，租下了新鸿花园A幢808号的两房一厅。
这个租房子的中年妇女，是受罗耀星委托来的。
原来，罗耀星脑海里冒出来的那个奇怪念头，就是租房子把钱藏起来，来个“大隐隐于市”。主意打定后，他为租房子的事犯愁了，放钱的房子一定要离单位和住宅近，又不能太显眼，要便于“存钱”。几经考察，他选中了离家只有一站远、外来人口不多的新鸿花园。之后，他请那个中年女人出面租房。
房子租下来后，罗耀星开始把钱向新鸿花园转移，由于钱太多，他像老鼠搬家似的，今天搬一点，明天搬一点，不敢一下子搬完。
罗耀星奇怪的举动引起了妻子的注意，她小心地问：“这么多钱，到底是怎么回事？”罗耀星见瞒不过妻子，只好照直说：“是别人给的‘劳务费’。”妻子并不糊涂：“你就不怕……”罗耀星打断妻子的话：“是我应该得的，怕什么？别人都敢收，为什么我就不能收？”妻子深谙医疗行业潜规则，可是钱实在太多了，所以她不无担忧：“被人发现怎么办？”罗耀星安慰道：“我不过是芝麻大的官，谁会注意？再说，我不会那么倒霉。我现在租了一套房子，专门用来放钱。这些钱转移出去后，就算有人告发，也在我们家找不到证据……”
话虽这么说，在转移钱的时候，罗耀星还是提心吊胆的，只敢在晚上偷偷拎着装满钱的黑色塑料袋去。一路上，他埋着头快步走，生怕被人认出。到了租来的房子，他先看看左右，确认没有人看见，才掏出钥匙打开门，再“砰”的一声马上关上。
罗耀星把一捆捆钱整整齐齐地放在主卧室的床板底下，为防止受潮，他在床底下铺了一层防潮纸，还放了干燥剂。钱转移完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他还打算，以后如果再收到钱，就直接往这套租来的房子送，不带回家了。
一天上午，罗耀星正在办公，突然，尖锐的警笛传进他的耳边里，他“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脑海里马上跳出一个可怕的猜测：东窗事发了！直到警笛声渐渐远去，他才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长舒一口气。这一整天，他都如坐针毡，惶惶不安。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他急匆匆地赶去那套租来的房子，看看钱还在不在。尽管钱还在，他还是吓得跌坐在地上，目光呆滞、空洞……
罗耀星陷入了痛苦的煎熬，那些钱既像魔鬼影子般死死地纠缠着他，又像绞绳般紧紧地勒住他的脖子，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渐渐变得疑神疑鬼：有人敲他办公室的门时，他会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人家和他打招呼时，他总觉得对方不怀好意，连笑容都充满鄙夷和嘲讽。他又隐隐约约听到风声，说是有人举报他，这更让他坐卧不安。
惶恐不安笼罩着罗耀星，他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一天晚上，他从噩梦惊醒，惊出了一身冷汗。梦中，他戴着锃亮的手铐，周围的人发出刺耳的嘲笑声，不停地向他吐口水……惊醒后，他失神地望着窗外无边的夜色，悔不当初：自己不该伸手啊！
2006年4月5日，罗耀星早早就下班回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了整整一夜，才作出最明智但也是最艰难、最痛苦的选择：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早日结束这种生不如死的煎熬！
第二天清晨，满眼血丝的罗耀星走出家门，迈着沉重的步伐径直去了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
检察机关马上立案侦查。根据罗耀星的供词，办案人员赶赴新鸿花园，在罗耀星租来的房子里，起出了1200多万元，成捆成捆的现金几乎摆了半个客厅。这些钱，由于长期没有使用，有些已经发霉了。
接受审讯时，罗耀星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收了多少钱，没有算过，收到后来已经麻木了。后来我看到钱太多，心里很害怕，所以就去自首……我没想到有这么多钱在那里，本来每次收钱都放在家里的保险柜里，但后来见实在太多，心里开始害怕，又不敢存入银行，便放进租来的新鸿花园A栋808房。”
有意思的是，罗耀星共向检察院退了1253万元，比指控受贿的数额1118.5万元高出了100多万元。
罗耀星案是广东省疾控中心10宗受贿“窝案”的第一宗。经查，10宗受贿“窝案”涉及金额高达2242万元！
8月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罗耀星案，很多药品经销商到庭旁听，由于人数远远超过预计，中院只好临时把法庭移到能容纳112人的第二法庭，在过道上加了临时座位。但即使如此，过道上还是站满了人。
庭审中，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指控：2001年7月至2006年4月，罗耀星伙同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疫苗组组长蔡汉港（另案处理），多次收受疫苗经销商给予的贿赂款共计1162万元，其中罗耀星分得707万元；此外，罗耀星单独收受贿赂款411.5万元。
在法庭上，罗耀星低垂着头，神情黯然。他说：我犯了这么大的罪……破坏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影响了单位的声誉；我很后悔，对不起亲朋好友对我多年的关爱，我……愿意接受法律制裁……我本人身体不好，有糖尿病、高胆固醇等，请求法庭对我从轻判决……
公诉人表示：罗耀星在抗击非典期间立过功、受过奖，还是某些方面的专家，对广东省作出过重大贡献，此外，他自首退赃，揭发了蔡汉港受贿的事实，有立功表现，因此提请法庭对其减轻处罚。广东省疾控中心出具公函，证明罗耀星曾经兢兢业业工作，表现良好，请求法院给予轻判。
据悉，该案将择日再行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