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敏 白草根
2006年7月20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张改萍卖官案在西安宣判。在商州区这弹丸之地竟卖了27顶乌纱帽之多的张改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她当庭表示不上诉。
张改萍是商州历史上第一个女市长（原是商州市委书记、商州市市长，“地改市”后任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第一个有研究生学历的女书记，第一个党政一肩挑的女领导干部，全省同批交流的30名县区长中唯一的女干部，也是第一个不拖家带口交流到商州的高官。谁也料不到，原本前途似锦的她，竟成了最近被中纪委和中组部通报的八大卖官买官典型案件的女主角。
女市长张改萍何以沦为阶下囚？昔日政界的这颗明星究竟是怎样陨落的？2006年8月1日下午，本刊特约记者几番周折，终于在看守所采访到张改萍。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卖官女市长张改萍滔滔不绝，向笔者披露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堕落轨迹——
也曾是廉洁市长，父亲丈夫监督我莫贪钱
去年今天这个时间，我带着党政工团一帮子人，正在慰问驻地解放军。物是人非呀！
我出生在陕西省黄陵县，父亲是陕北老革命，后来在一家企业当书记。1978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做青年团工作。1985年，我刚满27岁，就担任咸阳市团委书记。1996年，我当上咸阳市渭城区区长。
我非常警惕钱这东西，知道其中的厉害。当区长那几年，哪一年手头不过去上千万元，我一分钱都没沾过。老父亲见我一面就告诫我一遍：当官这差事，就是怀里抱了个装着鸡蛋的细瓷罐罐，你一定要小心抱着，手一点都不要松；一松手，瓷罐罐碎了，鸡蛋也打了，就身败名裂了；什么时候抱不动了，把瓷罐罐交给别人，才能卸任，才能歇下来。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官场往来，只限水果，别的东西，别人送了我也不要。那些年，还真是干干净净的，一门心思想着把工作干上去。
我到了区长任上，爱人就从市委机关辞职下海做生意。我没有反对，只是和他约法三章：第一，不要过问我的工作；第二，不准给人家说你老婆是区长；第三，不准在我管辖的地区做生意，不准开口向我要项目，在我身上发财。丈夫是标准的关中大汉，拍着胸膛说，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只要你把官当好，我绝不吃你的软饭！可惜我爱人不是做生意的料，我没有照看他，他也没赚到钱，家里的生活维持在中等人家的水平。
要说我受到省委重视，可能因为我工作泼辣，全身心投入吧。上任伊始，我就碰到一件棘手的事情。在我管辖的范围里，挖出了大量文物，那就是闻名天下的汉阳陵。省政府决定，要把汉阳陵周围几千亩地都征下来，将来搞大型博物馆。可是资金有限。河南岸的开发区征地，一亩给农民3万元，省里这次来征河北岸的地，一亩只给2000多元。省长对我说，这是硬任务，你要拿下来，不准有一个农民告状。
那是寒冬腊月，我只带了两个人去做征地农民的工作。那半个多月，我就坐在四面透风的一间教室里，来一拨农民我就讲一通，说眼前虽说地卖钱不多，但有长远利益呀，又给农民描绘远景，将来哪里要修路，哪里要栽花，哪里要盖楼，谁来管理，你们的子女都会穿着漂亮的接待服装，比城里人还牛……有时候，一口气可以讲八九小时。腊月二十八，所有被征地的农民都在文件上签了字。汉阳陵征地成功，省长来拜年，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难，难于上青天，你干得好啊！
那是我记忆中过得最开心的春节，我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很有成就感。爱人心疼我，熬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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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官女市长张改萍在看守所里接受本刊特约记者采访 |
盆萝卜汤，亲手为我洗冻伤的脚，晚上在我耳旁说，你一下给国家省了几千万元，将来肯定能当市长！
话还真让我爱人说准了。1999年春天，我被交流到陕西商洛地区任商州市市长（副厅级）。
商洛地区是湖北、河南和陕西交界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刚接到电话，我还有些兴奋，仔细一想，一问，心就凉了，官升了，工资却降了300元。在咸阳当区长，工资1300元，加上各种补贴和年终奖，平均每月有近3000元收入，到商州当市长，每月只有1000元。但我明白，不能和组织上讨价还价，再说，这也是人生的一次机遇呀！
我不说人家前任市长的长长短短。反正我接手的是烂摊子。政府大院冷冷清清，三个多月没开工资，再一深入了解，只有一个教师的学校就有100多所，有的学校竟然三年多没见过上级的一分钱。
我在大会上承诺，半年之内，给大家补齐工资，山里面的教师，三年没见钱的，也要补齐。还承诺，要搞十项工程，要修路，修广场，搞饮水工程，要改变商州市的面貌。
这一下，我算是真正掉在钱眼里了，老百姓过日子要钱，我这个当市长的更是时时处处都需要钱。刚上任那几年，我的工作重点就是到处找钱，钱成了我生活的主宰，我开始对钱贪婪起来。十天半个月跑来一笔钱，字一签，我眼睛就放光，脑子就兴奋。虽然跑来的钱都是公款，但那都是我的心血呀。
我没地方吃饭。有个小姑娘负责给我做饭。因为忙起来没个准点，我经常深夜才回来，小姑娘早下班了，冰锅冷灶的，只好到街上吃东西，商州城里的小饭馆都让我吃遍了。后来我认识了红楼大酒店的老板杨江雄，就到他那里吃喝。我给他办过事，他们店建筑设计超高，规划局不给批文，我打了招呼，批文给他了。他“张姐，张姐”地叫，我把他当成自家兄弟，一点也不见外。好像很自然，他三千两千地塞钱到我的包里，我去办事，顺手也就花了。下乡去访贫，见了可怜的老人小孩，我往包里面一摸，三百两百就给了人家。电视上有画面，财政上没报销过，凭我的工资，我才不舍得呢。我犯事后，杨江雄说给了我5万元，可能有这么多吧。
贿托拉我下水，教育局长官位卖38万元
2002年5月，我在北京上中央党校，省委命我回来参加党代会，并提名我为省委候补委员和十六大代表。我坐在主席台上，有点踌躇满志。可不知得罪哪一路了，突然有107封信告到主席团，里面就有说我卖官的事，我差一点吓昏。收钱的事确实有。2001年7月，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绪忠来找我，想当县长，我一口就答应了他，斜眼一看，沙发上有个包，估计不会低于5万元。我让他先到柞水县去，当县长助理。人走了之后，我急忙打开包看，果然是5万元。
到北京上学前，财政局副局长王宇智到办公室给了我一笔钱，说北京花销大，手头大方些，可不能丢咱们商洛人的面。我知道他想副转正，到北京也确实需要带些钱，就收下了。临走时我给组织部打个招呼，他就当上局长了。这件事很秘密，王宇智的目的达到了，他肯定不会写信告我，也许是他口风不紧，走漏了消息……
因为这些告状信，我没当上十六大代表，也没成为省委候补委员。之后，省纪委主要领导找我谈话，动员我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积极主动向组织坦白。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故作镇定，信誓旦旦地称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我几十年来受打击最大的一次。我有点心灰意冷，觉得自己在商州的仕途走到头了，加上想家想儿子，不想在商州干了，打算调回去。
要调动，就得找关系，得有人给上面打招呼。北京有一个将军的孙子，和省里熟，我去找人家，人家让我赞助出一本回忆录，我一口答应了，问两三万元够不够。人家笑了，最少得20万元。到西安请人吃饭，一顿饭要花三四个月的工资，我心疼，事还办不成。
虽然我时时提醒自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在办公室墙上，我也请书法家给写了一幅字：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站，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我时时警惕，时时给自己敲警钟。但我花钱花顺手了，口袋里没钱，走路没劲，腰都直不起来，求人调动的事正在办，不能半截停下来，于是采取鸵鸟政策掩耳盗铃，心存侥幸，捞一把就调走。
2003年4月，计生局执法大队副队长张铁柱给我弟弟送了2万元。弟弟有些怕，从咸阳打电话过来，我能感觉到他拿电话的手都在发抖。我安慰他，2万元是我借的，将来还。我后来才知道，张铁柱送给我的钱中有1.8万元是向信用社贷的款。
真正大笔的受贿是从杨江雄当贿托开始的。他向我介绍了一个叫陈新智的人，此人在区纪委当副书记，本职工作就是查纪律。杨江雄说他想当教育局长。当时教育局长空缺，来找的人很多，我知道这是很咬手的事，一直没有松口。那天是在办公室，杨江雄提个黑塑料口袋放在我桌子底下。他出门后我一看，是两条中华烟和一包钱，可能是10万元。我吓了一跳，敢拿这么多钱买官，这还了得！按正常思维，我应该马上召集常委会，把这钱摆到桌子上，可是不行，这么办，杨江雄进了号子，陈新智这个纪委副书记也就完了。再说，正是在商州市打江山的用人之际，不能这么做。我打电话叫杨江雄来，瞪了他一眼，让他把东西悄悄提走了。
有一天，爱人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又有个黑提包，里面是15万元，吓得他一夜睡不着觉。我急急火火回到家，一问，又是杨江雄，他知道我家的门，把钱送到家里去了。我想，可不能把事惹到家里面，有丈夫还有老父亲知道了，这个家就完蛋了。这个杨江雄，真是不知道深浅的家伙！这一次我不客气，回来把杨江雄训了一顿，让他把钱提走了。说实话，我训杨江雄的口气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花了他不少钱。
2003年年底，我往咸阳调动的事有了些眉目，正是要大把花钱的时候，于是想捞一条大鱼。我又想起了那15万元，想到了陈新智，再说教育局长的位子不能长期空缺。我考察了一下，觉得陈新智这人有工作能力，人缘也不错，办事也稳重，如果按程序走民主推荐的路子，只要我第一个投票，他一准能上；但我要不搞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他肯定也上不去。所以我就把话放出去：要搞民主推荐。
果然，当天下午杨江雄在快下班的时候推门进来了。我一看他提着个纸袋子，心就跳开了。我想，肯定还是上次那15万元。杨江雄说，张书记你放心，就两条烟，快过年了，家里客多，商店都是假烟，这是从烟草局直接进的货。我知道这家伙嘴里没实话，弯腰把纸袋子提到桌子上，一提就知道重量，两条中华烟可没有这么重。我对杨江雄说，陈新智的事按程序走，告诉他注意影响，甭得罪人；最近花钱的地方多，这个先留下，事若办不成，就算我借的，保证还给他，一分都不会少。
杨江雄走后，我锁上门，把烟掏出来一看，10万元。上次是15万元，这次是10万元，怎么越弄越少了！我当时心里确实有点生气。
离过春节还有一个月，我决定把这件事压下来，再不提这码事，看谁心里急。
春节前的一天，杨江雄到咸阳我家拜年，转弯抹角，又问起教育局长的事，我拿别的话挡了。因为门铃不停地响，来的客人特别多，又怕爱人知道，我催他快走。他一出门，我在他刚才坐的地方一摸，果然有个塑料袋，8万元。这小子说不定贪了人家2万元，陈新智不会不送整数。虽然比15万元多了3万元，但我心里还是不高兴。我知道这钱也不是陈新智自己的。据说，有五六个人凑钱让他当局长。在当地，买官就像买彩票一样，也是一种投资。
春节过后上班，我还是不提教育局长这码事。慢火炖牛头，我知道陈新智集资的钱肯定还有不少。过了清明节，杨江雄提了个鞋盒子找到我住的地方。我一看，鞋里面塞了20万元，这次满意了。
第二天，区委就按我的指示，决定搞民主推荐。不几天，陈新智的事就办成了。他临上任时，我找他谈话：礼我收了，事也给你办了，从此打住，不准惹事。能不出事么？我这是自欺欺人。
这些钱干什么用了？赞助出书用了20万元，有些用于烧香拜佛，其他都为我的调动铺路架桥了。
2004年9月18日，82岁的父亲倒头了，这事要传开，送礼的人肯定海了去，我采取快速政策，只隔了一天，就把父亲火化了。但消息再封锁，还是来了不少人，我收了10多万元。这样的钱，面太广，知道的人太多，也是纪委清查的重点，我让办公室主任按礼单清退，装出很廉洁的样子，不过只把本市干部送的礼金退了，约4万多元，外地人送的没退。其实，这时候，我觉得收钱是很体面的事情，谁来了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谁没来，没来带个话也行，话也不带，礼也不送，日后肯定有戏。这是官场游戏，我真是身陷其中。
敛财太多生恐惧，也曾金盆洗手发誓不再卖官
那几天，想办法给我送钱的人很多，我躲着不见，他们就去找我的家人，我觉得把战火烧到家门口了。这时，儿子考学考到澳大利亚，又是一处要花大钱的地方，我顾不得许多了，反正已经是贪官了，索性继续收钱。
检察院后来查证我卖官27起，可能有那么多，我也记不清了。商州这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人们的才华无处可用，便都奔仕途这一条道，想当官的人太多了，我这个女市长，只要一回到机关，一分钟都安宁不下来：上班有人闹（上访），睡觉有人叫（半夜电话），吃饭有人陪，走路有人跟，话题全是能上不能下的人事问题。我自己遵守一个原则，收了人家的钱，一定得给人家升官。现在想来，我有什么理由，用百姓给我的权力卖官谋利？
我就这样的在卖官的路上越走越远，内心极度恐慌，知道万一东窗事发就不得了，常常夜里睡不着，手捂在心口上想，风风火火这大半生，张改萍呀张改萍，看你栽了怎么办？上街游行，双手背在后边，背上插个木牌，枪毙张改萍！脑子里一出现这个画面，心就“扑通扑通”地跳，冷汗就流。可是，一到白天，一回到现实中，我就不由自主了。钱这个东西，占有得越多，占有的欲望就越强。
母亲在世时，是虔诚的佛教徒。我本来就迷信，此时为了缓解心中的恐惧，为了求佛保佑，也因为在官场受了许多气，内心苦闷，我开始四处烧香拜佛，去过青海塔尔寺，宝鸡法门寺，大雁塔慈恩寺，山西五台山，北京雍和宫，浙江普陀山、灵隐寺，湖北武当山等名刹古寺。
用在烧香拜佛、请佛送佛上的钱真不少，大概能占我收钱的一小半。我心想，把钱都给佛花了，佛会不保佑我？
在北京潭拓寺上香的时候，我身后跟着一个商州来的讨官位的人。我刚上完香，他就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我问小和尚，管事的主持在哪里？小和尚说他就是主持，真没看出来。我双手一合，问：“能不能举行一个金盆洗手的仪式？”我希望借金盆洗手洗清罪恶，以后再不贪再不收钱，从此过上能睡安稳觉的日子。
小和尚打量着我，还未开口，我身后边的商州人就递过来像砖头一样的大红包。我用手一掂，是2万元，顺手交给了小和尚。在我意识里，交给了小和尚，就是交给佛了。
金盆洗手后，我心里踏实了很多，不再轻易收钱。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2005年夏天查陈氏涉黑案，把城建局长吕宏涛逮了，他收了人家的巨额贿赂。他出事的那天夜里，我吓得睡不着：他也给过我1.5万元，他是男人，不会随便乱咬吧？我已经金盆洗手了，从2005年6月起，我再没收过人家的钱。
但该来的还是来了。2005年11月下旬的一天，省纪委的人让我收拾点衣物去谈事，我心里像被狼咬了一口，知道大事不好。走到办公室门口，一个上访的老汉还在等着我，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用最后的权力给老汉写了一张字条：必须落实，不得有误。在行使公权的生涯中，最后一次签上我的名字。
检察机关指控我犯27起收贿卖官案，我全部承认，共收赃款106.9万元也是事实，我写信让丈夫赶快把三室一厅的房子贱卖，因为太着急，只卖了12万元，退赔了10万元——我父亲去世时收了10多万元礼金，退赔了就不算我的受贿款。现在丈夫在他原来所在的工厂里租了一间旧房子住。我最对不起的是丈夫和儿子，也对不起老父亲，他老人家一心要我做清官，最后我还是堕落成为贪官。铁窗内，我时常内疚悔恨得彻夜难眠……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我的经历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