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饶芃子
阿姆姓胡，名淑佳，是我们家的老保姆，她带大了我的两个女儿，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那年如果不是她女儿又生了一个小外孙，要她回去照顾，她会在我们家长期住下去。离开我们以后，阿姆一直记挂着我的两个女儿，孩子们长大了，出嫁了，也从没有忘记她。
阿姆原是惠来海边贫苦渔民的女儿，十七岁时嫁给靖海镇一个帮人家卖鱼的人，出嫁时因家里太穷，买不起嫁衣，只好借她表姐的一套红衣服穿着到男方家去。几年后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一子一女，那时她才23岁，年纪轻，容貌姣好，许多人看她拖儿带女，生活凄苦，劝她改嫁，她执意不肯，还把平时用的水粉、镜子和花头巾等，捆在一起丢进村边的河里，并发誓从此不再照镜子。她靠着自己的两个肩膀，给人家挑东西，硬是把一对儿女拉扯大。
阿姆来我们家，约在1968年四、五月间，那时“文革”的最大风暴刚过，我已被“解放”出来，大女儿很小，小女儿即将出生。不久，我的小女孩诞生，阿姆细心地照料我，就像亲妈妈一样。但没想到我产假刚满，红卫兵就来通知我去参加“学习班”，这种“学习班”是带有强制性的“思想改造”性质，要集中住宿，白天劳动，晚上写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人生观、文艺观等等，不准请假，不能回家。我爱人是工程师，当时已随科技系统下放博罗农场，家里两个小女孩就全靠阿姆照顾。阿姆尽心尽力，没有半点埋怨，她想我必定很记挂家中的孩子，有一次，听说我们在校园的花圃劳动，就有意带两个小孩在花圃的周围走来走去，意思是让我看看孩子，我远远地看她背着小的，牵着大的，绕着小路慢慢地走，孩子无知，我的心在流泪，从心底里感念阿姆的这种体贴。“学习班”结束，要下干校，我回家收拾行装，想到又要和两个孩子分开，小女儿才五个多月，很是难过。阿姆见我伤感，便劝我要保重身体，还说：“有大人在，孩子就好。”后来我们的邻居告诉我，那段时间，有时红卫兵来家里抄查东西，阿姆便拿出自己“贫下中渔”的居民证跟他们论理，保护我们两个女儿不受惊吓。她还曾对他们说：我和我爱人都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不会一辈子受冤枉。如果学校停发我的工资，她就带两个小孩回惠来靖海，捕鱼抓虾养她们，等度过难关，我们会知她的情的。我听了这些，内心很是感动。
阿姆人穷志不穷。我在干校一年，回家数次，每次回来总听到邻居夸我们阿姆如何好，还有关于她拾金不昧的事，说有一次，她背着我们小女孩到市场买菜，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数目不少的钱，她马上交到附近的派出所；又有一次，她带小孩在操场玩，拾到一块手表，那个时候手表属于很贵重的东西，但她很快就交到学校的家属委员会，回来还很高兴地告诉邻居们，说她交上去了，家委会的同志在本子上登记了，希望那个丢失手表的人能领回它。邻居的几位老太太听了，对阿姆都十分敬重。
阿姆不会说太多的道理，但她总会在行动上表现出她的慈爱和对人的关心体贴。在我下放干校期间，我把家里的银行存折和不多的现款都交给她。因她语言不大通，还请邻居汕头籍奶奶每月和她一起去财务处领工资，然后由她安排，她不认得字，不会记帐，就把每月用剩的钱用红纸包起来，依次排列放在抽屉里，等到我回来就把这些红纸包交还给我。1969年冬天，我从干校调回来，阿姆领着两个孩子来校门口接我，我看两个女儿都穿着不合身的全新大红毛衣。我向来很注意女儿的穿戴，从没买过这样的衣服给她们，不知阿姆从哪里弄来这两件衣服，但看她们三个都似乎很高兴的样子，不想马上询问。到家以后，阿姆叫她们姐妹站到我面前，问我：“你觉得她们穿的毛衣好不好看？”我说：“颜色可以，就是太大太长了，你从哪里找来的？”她很得意地告诉我，这是她从家里日常费用节省的钱买的毛线，请隔壁上海婆婆给她们织的。大女儿也争着说阿姆如何带着她俩到石牌商店买毛线，还催促上海婆婆要快点织，赶着在我回来前织好，并交代她们先不要告诉我，好给我来个“欢喜”。这就是我们家的阿姆！这两件毛衣我回来以后孩子们已很少穿，但是珍惜阿姆的这份情意，我一直没有把它拆掉重织。阿姆的这次“杰作”，至今仍是我和孩子们心中具有“经典性”的记忆。
阿姆在我家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看过她照镜子，带她上街，每次见到镜子，她总是低着头走过。我的小女儿小时知道她不照镜子，调皮的时候就拿镜子在她面前晃一晃，她便害怕地走开，女儿就追着她嬉戏。“文革”后期，暨南大学停办，我们搬到华南师范大学住，要给她做一个临时身份证，动员她去拍照片，她首先问的是要不要对着镜子，我说不用，拍照片时，别人看到你，你看不到自己，她才肯跟我到照像馆拍照。等我把照片拿回来，她一看就不断摇头，说那不是她，她怎么会变成这样？接着就大哭一场，因为她记忆中的自己，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那张照片让她告别了过去，认识了自己的今天，尽管如此，阿姆依然回避镜子，像以往一样。
阿姆的儿子生存环境不好，她在我们家总是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农村养家。阿姆穿的是传统的大襟衫，宽大的裤子，这种衣服在街上已买不到，每逢过年，我都会买一两块布料给她，她就请人裁剪后自己用手工缝制。她特别喜欢灯心绒，我就买灯心绒给她做上衣，黑色的、深蓝色的、咖啡色的，她都视为贵重的礼物，十分爱惜。有一年，她看到隔壁的老保姆七姐买了一对尼龙袜子，非常羡慕，因为当时的尼龙袜子还是很新鲜的东西，她回来就坐在我旁边跟我说：“我什么时候也能买一对这样的袜子就好了。”我记住了这件事，到过年的时候，我剪了一块黑色的裤料，还买一对黑尼龙袜子送给她，她高兴得到处拿给人看，令我很不好意思。谁知道她刚穿了一次，洗后晾在外面，就被小偷偷了。阿姆十分伤心，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公共的院子里大哭，骂那没有良心偷她袜子的小偷。我从外面回来，看到院子里围了许多人，几位老太太正在劝说她，我弄清原由，扶着她回家，说以后再买一对给她，但她不愿意让我破费，却又念念不忘那对黑色的尼龙袜子，闲时常唠叨这件事。
小女儿逐渐长大，我们送她上幼儿园，阿姆心里很不快，老担心小孩离开她吃不好、睡不好，几次在我面前说，小孩跟着她好好的，为什么要花钱上幼儿园？又怕她在幼儿园里受委屈，每天买菜回来，阿姆总要到幼儿园门口张望，或到我女儿课室的窗口去看。下午去接小孩回来，也总是提早半个小时在门口等。有一次，我的小孩太顽皮，上课时不守规矩，被老师罚在大厅和几个孩子一起“站堂”，阿姆看到了，就冲进去找老师，说孩子太小，不能站堂，老师说这是园里的“纪律”，她说，是纪律，我没意见，小孩是我带大的，她有错，是我没带好，由我来代她站，然后她自己就去站在那些孩子中间，叫我女儿坐在旁边，惹来许多孩子围观。老师见如此，叫阿姆别站了，带我女儿回家，阿姆说，是纪律，就要站够时间，不能提前回去，就这样一直站到放学。此事从幼儿园传遍了家属区，成为“奇谈”、“美谈”。还有一次，小女孩病了，不肯喝中药，我爱人气坏了，要打她的屁股，阿姆看到这个情景，就用身子去挡我爱人的手，最后自己手里受了一点伤。我的一位好友梁老师用单车搭她去给医生看，医生说：“咦，你老太太怎么伤在这个地方？”她就讲：“我去买菜不小心碰到的。”回来后梁老师把她的话告诉我，我对她说：“你应该说我们打孩子错手打伤了你。”她说：“那可不好，会造成误会，传歪了还以为你们打保姆，冤枉了好人。”可见她是把我们当成自己的亲人维护着。
我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时，经常要带学生外出“开门办学”。每次外出，我都把私章交给她，要她到时候去办公室领我的工资。有时系里的同事知道我出差，也会送到家里来给她。有一次，一位姓郑的潮籍老师热情地给她送工资来，因我事先没有交待，她又不认识他，就坚决不肯接收，还说：“我不认识你，你送来的钱我不能收。”弄得那位老师十分尴尬。我回来后，郑老师告诉我这件事，我就专门请他到家里来跟阿姆认识，她拉着郑老师到窗前就着阳光看了又看，笑着道歉说：“你长得很面善，那天晚上我没看清楚，把你得罪了，真对不起哦。”
阿姆还乐于助人。我们系有几个年轻教师还未成家，有时校园的鱼塘干塘，会给每位教师分一些鱼，阿姆就叫他们把鱼送来，用我们凭户口本配给的油，帮他们煎好送回去。她常说：“离家的人困难啊，我们有这个家（她是把我们的家当她的家），就理该多一点帮助人。”阿姆经常会帮助那些比她更老的老人，凡是那些老太太有什么事来找她，她都会立马就去帮忙。老太太有病，她扶着人家去看病；老太太拿不动蜂窝煤，她去帮人家托；老太太的孙子调皮，抓不着，她去帮她追回来。总之在我们的宿舍里，阿姆的美名传遍那个家属楼。
但是阿姆的命苦，女儿把她接回去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她在海边的小渔村过得别别扭扭。阿姆不认识字，不会给我们写信，有时她家乡来了一两个渔民，会给我们带一点口信，我们才知道她回家后的处境，于是定期给她寄一些钱。有一次，她和她的孙子狗精跟着渔船到广州来小住，她告诉我，过去我给她的被褥都旧了、破了，我爱人就重新给她购置了一套，还给她一些现款，回去的时候，我的大女儿把她当月的工资拿了一半出来，小女儿那时在大学读书，也从她获得的奖学金中拿一些出来，然后给阿姆用布缝了一条裤带，把这些钱放在这条布的裤带里，帮她束在腰间，随船回去。
我们没有去过阿姆的家乡，据她家乡来的人说，阿姆家的厅堂上一直挂着我们全家的照片，还有我两个女儿小时的照片。近几年，听说阿姆年老有病，行动不便，我们便寄钱给她儿子，要她儿子请医生给她诊治，她儿子也常常在收到钱之后来电话，给我们说一点有关她的消息。前年，我和爱人想到阿姆已经90多岁了，曾经打算到靖海去探望她，但是由于工作繁多，终未成行。今年春节的年初六，她儿子给我们来电话，说阿姆走了，叫我们不必再寄钱回去了。我一直因为没有抽时间去看她，而非常自责。因为阿姆在我们家里就有如我们的亲人，她的远行对于我们来讲，也如一个亲人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全家都希望她在天庭安息。
2006．7．6于暨南园
作者简介：饶芃子，女，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艺理论家。现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艺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学位委员会主席。是广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广东省作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席。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