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楚婉苓

2006年5月，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珊瑚中学141班品学兼优的学生邓吕东，受该校初三教历史的李老师“委托”，为139班学生刘男批改试卷，刘男认为邓吕东给自己的分数打得太低，不由得恨从心生，约上同年级的另两名男生将邓吕东暴打成“植物人”，经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鉴定为六级伤残。在随后的四个月里，一贫如洗的邓吕东父母想尽一切办法苦苦筹钱，背着儿子四处求医，却终不得治。

谁知风霜苦：

品学兼优的儿子是贫困之家的全部希望

邓吕东的父亲邓石砖和母亲吕美龄均为永州市冷水滩区力山村的普通农民，邓石砖1988年因伤致右腿二级残废，从此，这个家庭陷入贫困之中。庆幸的是，儿子邓吕东和邓吕涛都健康聪明，夫妻俩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

邓吕东到冷水滩区珊瑚中学读初一时，邓石砖和妻子商量决定，让妻子去儿子身边陪读。不久，他们在珊瑚中学附近，以每月120元的租金租了两间用树干和石棉瓦搭建的简陋至极的“房”住了下来。

从此，邓石砖在家里以他那二级残废的身体种着全家的三四亩地，吕美龄在城里则从垃圾站捡来旧布拿回家做成拖把卖。

因邓石砖残疾，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妻子吕美龄身上。无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吕美龄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赶在早上8点垃圾车来运走垃圾前将做拖把的旧布捡回家，用漂白粉清洗、消毒，剪成布条扎成拖把，再拿去卖，每天都要忙到午夜。因吕美龄总将双手泡在漂白液里不断揉搓、漂洗，双手因此总是一层层地掉皮。从月头到月尾，为了那区区400元，她的手没有一天是完好的。

母亲每晚扎拖把熬红的双眼，父亲拖着一条残腿在田里吃力劳作的身影，每时每刻都深深激励着邓吕东。他学习非常刻苦，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起床读书，晚上要复习到午夜12点以后才肯休息。

邓吕东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成绩经常考全班第一。同时，他知道特长生在高考中可以加分，因无钱在艺术类项目发展，他便努力成为学校的体育尖子，还担任了班里体育委员的职务。他想，只有成为优等生，才是对千辛万苦的父母最好的回报！

每次，邓石砖夫妇看着儿子满是优异成绩的成绩单，所有的艰辛都在那一刻得到补偿，幸福的笑容溢满嘴角。在儿子身上，寄托着这对贫贱夫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全部希望。

可邓石砖夫妇怎么也没想到，就在儿子即将中考时，灾难骤然而至……

何处讨说法：

优等生奉命阅卷遭差生暴打成“植物人”

2006年5月12日中午，趁农闲进城帮妻子扎拖把的邓石砖突然接到儿子邓吕东打来的电话，儿子哭泣着说：“爸，你赶紧到学校来，我被别人打了。”

邓石砖立马赶到儿子所在的学校。刚走进教室，就看见儿子整个上身趴在课桌上，脸色苍白，后脑勺和颈部肿得老高，表情异常痛苦。邓石砖忙问儿子：“你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人把你打成这样？”

邓吕东说：“教我们历史的李老师要我帮139班的学生改考试试卷，刘男考得很差，我给他打了四十几分，他嫌我给他打低了分数，就约了另外两个学生来打我，一个学生把我抱住，刘男先是用伞打我，后来又用板凳猛打我的头、手臂和大腿。”述说中，邓吕东的声音非常虚弱、缓慢，邓石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旁的班主任齐老师则打电话叫来了打人者刘男和刘男的班主任。

刘男态度始终强硬，非但不肯让父母到学校来和老师见面，还面对年长自己几十岁的邓石砖骂了一句极其肮脏的土话。儿子挨打尚未解决，自己反被打人者当众侮辱，邓石砖只觉热血往头顶上冲，抬手打了刘男一耳光。一旁的保卫科干部立即呵斥：“你居然到我们学校来打学生！刘男，赶紧通知你父母过来。”

很快，陈副校长闻讯赶了过来。十多分钟后，刘男的母亲也带了七八个人来到学校，一群人气势汹汹地逼着邓石砖带刘男马上去医院救治，还说：“刘男打你儿子是因为你儿子在试卷上写了侮辱刘男的话。”在场的陈副校长和保卫科干部也态度极为严厉地要求邓石砖赶紧带刘男去医院治疗。邓石砖觉得自己作为长辈打学生确实不应该，立刻当众道歉，随后带着刘男去了永州市中医院。

经医生检查，刘男除左脸轻微红肿外，无任何健康异常情况。但刘男母亲还是不依不饶地要邓石砖必须给她孩子开药，无奈，邓石砖只得按照刘母的要求请医生开了药，检查及药费共花了邓石砖96元。

忙完这一切，已是下午5点多钟，邓石砖想到被打得惨不忍睹的儿子被扔在学校无人照管，自己却不得不为并未受伤的打人者忙碌了一下午，心里既气愤又心寒！他赶紧打电话给邻居，请邻居通知妻子去学校把儿子带到中医院治疗。

在病房里，邓石砖反复责问尚能清晰答话的儿子：“你有没有在人家的试卷上写污辱性的话？”邓吕东用手捂着疼痛欲裂的头，虚弱却十分肯定地说：“绝对没有，我只是把他错误的地方都改正了，为了对他负责，我在我批改的试卷右上角写了‘改卷人邓吕东’，我是想万一他对试卷有疑问的话可以来问我。”

邓吕东对儿子的话深信不疑，因为懂事的儿子从不撒谎。

之后，邓石砖找到该校校长艾建明，说：“我打了刘男一下，你们就要我马上付医药费，我儿子伤成这样，医药费怎么办？他没有写污辱性语言，学校和刘男也都拿不出证据，李老师没经检查学生批改的试卷就直接把试卷发给了学生，这样做太不负责了。我儿子被打，是学校老师让我儿子帮忙改卷子引起的，学校得负责。”没想到艾校长居然不屑地说：“我们学校负什么责啊？我们学校又没打你的小孩，我们校长和老师也没打你的小孩。要找，你去找刘男的家长。”

邓石砖顿时火冒三丈，大声说：“学校要是不管，我就告到省里去。”艾校长口气强硬地说：“你就是告到北京，也告不倒我。”

面对校长的冷漠，邓石砖欲哭无泪。

第二天上午，勤奋好学的邓吕东不听父母的劝告，坚持要到学校继续上课。可整个上午他只能趴在课桌上不能动弹。下午，严重头痛、头昏的邓吕东被邓石砖夫妇送到了医院。

半个月后，邓吕东的病情越发加重，意识模糊，身体完全不能动弹，要家人使劲拍脸才能清醒。邓石砖夫妇只感到天昏地暗，紧紧地抱住“植物人”一般的儿子，失声痛哭……

6月6日，邓石砖赶紧将孩子转到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6月10日，邓石砖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掉了，包括存放的谷子和田里的青苗，实在没钱再继续给儿子治疗了。万般无奈，邓石砖再次找到艾校长，说：“我准备去找保险公司要钱，想请学校帮我出一下证明。”艾校长说：“这就对了，只要你不找我们学校，我私人给你500元。我们学校有什么责任啊？你应该找保险公司嘛！”接过艾校长的钱，邓石砖心里第一次感到了温暖。

然而，保险公司却告诉邓石砖，邓吕东是遭故意伤害所致的伤残，不属保险理赔范围。万念俱灰的邓石砖不得不再回头找学校，学校却始终冷漠地回避。

6月18日，邓石砖绝望地把面临停药的伤残儿子背到了学校，在此情况下，学校才同意借支5000元给邓吕东继续治疗，并严令邓石砖必须在一年内归还。

6月30日，5000元用完后，学校拒绝继续支付邓吕东的医疗费，邓吕东的治疗被迫停止。7月4日，邓石砖背着儿子来到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要求对儿子的伤情做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1、重度脑震荡；2、脑外伤后综合征；3、轻度智力障碍。在该鉴定中，邓吕东损伤评残标准定为六级伤残。

尽管邓石砖认为鉴定结果比儿子实际的病情要轻很多，万般无奈的他还是拿着这份伤残鉴定找到区教育局。在区教育局领导干涉下，珊瑚中学这才答应再借给邓石砖8000元，并向邓石砖提出四条严格规定：即在规定的医院、规定的科室、规定的床位，由规定的医生进行治疗。事实上，珊瑚中学的每一次借出的钱从未经过邓石砖的手，都是直接拨到医院的，这样的“四规定”对邓石砖充满了无理和不信任，但想到孩子总算能继续治疗，邓石砖含泪答应了。

然而，邓吕东的病情始终不见明显好转。每次邓石砖背着儿子做完高压氧回来，看着总是处于浅昏迷状态的儿子嗜睡、淡漠的表情，抚摸着儿子冰冷的手，他的心就禁不住揪痛。悲痛欲绝的邓石砖夫妇把救治儿子的希望寄托在了学校身上。但8月2日，珊瑚中学对邓吕东作出的“负责”的处理意见是：1、如果一次性调解，学校只承担30％的责任；2、先垫付两万元到湘雅二医院住院并立即起诉，如不起诉，医药费不垫付。

艾校长还对邓石砖解释说：“30％的责任指的是从邓吕东5月底住院至今的全部医疗费的30％。”他一再督促、强调要邓石砖立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看着这份珊瑚中学的处理意见，邓石砖苦涩难言！他不是不愿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可经多方打听，他得知：艾建明校长是区教育局徐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人是铁哥们，且徐局长妻子的亲弟弟曲军在冷水滩区法院任副院长一职；还有，此前一位名叫周芳涛的学生和邓吕东的情况很相似，因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更何况，儿子的病情如此严重，如果把儿子扔在一边，把时间、金钱、精力都用于打官司，如果儿子死了，就是打官司赢了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邓石砖不是不愿打官司，他是不敢啊！

邓石砖也想过找打人者刘男，但珊瑚中学却告知说因该生毕业离校，找不到人。一位校长向邓石砖转交了刘男母亲付给邓吕东的全部治疗费共700元。捧着这只够做一天治疗的700元，邓石砖回想起儿子被打那天，刘母带来那帮人嚣张霸道的样子，再联想到听人说这家人社会背景复杂，孤立无助的邓石砖便不得不打消再找打人者刘男要医药费的念头。同时，令邓石砖难以理解及气愤至极的是：警方曾找当事双方做过调查，打人者也承认了打人事实，为什么警方一直让打人者及其监护人逍遥法外？

这天，邓石砖步履沉重地离开学校独自回到家中，这个坚强的汉子面对破烂的家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他不知该去哪里才能为自己不幸的“植物人”一般的儿子讨一个公道！

痛彻心肺啊：

教学漏洞令学生及学校均难承受无妄之灾

所幸的是，这个不幸家庭的情况引起了冷水滩区政府的重视。肖区长指示珊瑚中学先垫付两万元送邓吕东去省里的湘雅医院治疗，并垫付邓吕东及陪护每人每月400元生活费，由学校派人员陪同前往，同时负责车旅费，待医药费用完，如需继续治疗，学校可以考虑继续垫付医疗费。

肖区长的态度让原本绝望的邓石砖看到了新的希望！

2006年8月14日，邓吕东从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转到湘雅医院继续治疗。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邓吕东的病情奇迹般开始好转，可以说出两个字的词，如“爸爸”、“妈妈”，且肌力也由原来的0级提高到Ⅱ级（正常肌力为Ⅴ级）。

8月30日，眼看医药费又快用完了，邓石砖决定回珊瑚中学再次要钱。

邓石砖在找区教育局解决未果的情况下，晚上9点多钟，他敲开了艾建明校长的家门。艾校长及其妻一看是邓石砖，当时就对邓石砖恶语相向，艾校长甚至失态地说：“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我办公室找我，你要是再敢到我家里来闹，骚扰到我家人，我对你不客气！”看着艾校长那张冷漠的、扭曲的脸，邓石砖心里悲凉到了极点，转身默默地离开了。

回到家，邓石砖才得知，由于欠缴房租，与哥哥就读同一间学校的14岁小儿子邓吕涛，半个月前就被赶出了家门，白天在外面捡垃圾挣饭钱及下学期的学费，晚上就到铁路桥下睡觉。

邓石砖急忙赶到铁路桥下找到小儿子。在微弱的手电筒灯光下，邓石砖看见小儿子额头上有一块十分明显的伤疤，邓吕涛告诉父亲，是自己为了捡一根铁丝不小心在墙角撞伤的。邓石砖一把搂过儿子，心里阵阵抽搐的痛。

第二天，邓石砖带着小儿子到学校找到艾建明校长，乞求说：“求您看在我两个儿子可怜的份儿上，就帮帮我们，再借点钱给我们吧！”

艾校长一见邓石砖，心里就莫名地烦躁。作为珊瑚中学的校长，他也有难处，学校目前已欠款百万元左右，每学期都是入不敷出，邓吕东遭打后，对学校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但学校在财力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前后借支、垫付了近4.2万元（邓石砖否认此说法，只承认学校借支了3.3万元）给邓吕东治病，可如果邓吕东的病总不见好转，他如何去应付这一次又一次地要钱？就是面对邓石砖曾提出17万元一次了断的要求，作为负债累累的学校，也难以承担。所以，当看到邓石砖又来要钱时，艾校长就忍不住窝火，他丧失理智地骂道：“你真不要脸，总找我们学校讨钱！”

站在旁边的邓吕涛惊讶地看着恼怒的校长，然后哭着对父亲说：“爸，我们不要再求校长借钱，好不好？”心里深感屈辱的邓石砖和小儿子忍不住抱头痛哭。冷静下来的艾校长也有些后悔，忙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递给了邓石砖。

因不放心医院里的大儿子，邓石砖找亲友借了点钱安排好小儿子后，就匆匆返回长沙。

9月14日，因拖欠湘雅医院1000多元医疗费用，且再无法借钱继续给儿子治疗，邓石砖不得不办理了出院手续，背着儿子回到了冷水滩。

深夜，邓石砖夫妇望着呈嗜睡表情、瘫痪在床的儿子邓吕东，回想起聪明的儿子在灯下刻苦读书的情景和在操场上奔跑的强健身影，回想起儿子一张张记录着优异成绩的成绩单，邓石砖夫妇禁不住悲泪长流。儿子邓吕东身上寄托着这个贫困之家的全部美好希望，现在，这个梦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不仅如此，夫妻俩还担心成绩也挺优秀的小儿子在这所学校以后将面临怎样的状况。

但邓石砖夫妇也许想不到，在这个黑沉沉的深夜里，艾建明校长也同样因为承受着强大的精神压力而失眠——一次简单的“阅卷”竟然引发如此惨烈的后果，他也始料未及！

不知艾建明校长在反省学校教育管理漏洞的同时，是否也在反省事发后对受害者的处理态度？如果最初学校的态度能够主动、积极一些，争取受害学生家长的理解和宽容；如果能够在学校财力确实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帮助受害者家属争取社会援助，也许，事情就不会一直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

遗憾的是，珊瑚中学的教育管理漏洞和处理该事件的消极、冷漠态度，最终不仅令一个原本身体强健的优等生成了“植物人”，更令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因此坍塌！

(文中未成年人刘男为化名)

后记：

对该事件的报道，记者不仅多次采访了双方当事人和多位知情者，还搜集了包括司法机关、医院、珊瑚中学校方、老师、同学提供的大量证据。为了力求报道的客观、公正，记者就几个重要问题的求证和艾建明校长所作的答复公示如下：

记者：在我手上有一份李老师亲笔写下的证明，证明中说：“邓吕东同学系我校中学部初三年级141C在读学生，受我委托改本校139C学生历史试卷”。请问李老师为什么要委托学生来批改试卷？

艾校长：不是李老师委托几个优等生帮忙改全部试卷，当时是考完试后临下课5分钟，139班和141班的学生互相交换改卷，这是我们学校经常实施的一种教学方式，目的是让学生在改试卷时得到学习。

记者：您认为在短短5分钟之内学生能做出正确的批改并能从中得到学习提高吗？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既无替别的学生批改试卷的责任，更不具备承担批改试卷责任的能力，学校这样做，是否教育管理的漏洞？

艾校长：每所学校都存在教育管理的漏洞，我们学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

记者：邓石砖说您是区教育局徐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你们两人是铁哥们，且徐局长妻子的亲弟弟曲军在冷水滩区法院任副院长一职。这是否事实？

艾校长：徐局长妻子的亲弟弟曲军在冷水滩区法院任副院长一职是事实，但说我和徐局长是铁哥们的说法不妥。任何一位校长的提拔都必须经过教育局的民意调查，通过考察和考核，最后由局党委任命。